翻譯理論研究是翻譯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大致說來，在20世紀的最后20 年中，我國的翻譯研究經歷了以語文學的研究模式到結構主義的現代語言學模式的轉變，在90 年代后期又發展到解構主義的研究階段，繼而又提出建立翻譯學的口號。在論文代寫工作中需要對翻譯類畢業論文的翻譯理論作一些瞭解，以便寫作。
20 世紀80 年代中期以前屬于語文學研究階段。在這個階段，翻譯研究缺乏系統理論的指導，人們把翻譯活動和文藝創作活動看成是靈感與悟性的表現，認為稟賦天成，側重于譯者的天生資質，不注重規律性的研究與探討。傅雷的”神似說”、錢鐘書的”化境說”就是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80 年代中期到90 年代中期被認為是結構主義現代語言學階段。在這個時期，國外的翻譯理論進入中國，尤其以尤金·奈達的著作為最多，也最系統， 影響最大。他的理論為我國翻譯界帶來了系統的語言學理論指導下的翻譯研究。與此同時，其他語言學的知識也不斷被吸收到翻譯研究中來，形成了以語言研究為中心的翻譯研究高潮。但是這種結構主義語言學翻譯觀對語言規律的迷信最終走上了語言決定論，完全排斥主體因素。各種語言學對翻譯的分析與研究仍然集中在語言層面的轉換上，所以結構主義語言觀的翻譯研究始終沒有走出原文文本中心，也始終是對同一性與一致性的追求。
90 年代后期翻譯研究進人后結構主義階段，也即是解構主義階段。這個階段逐漸走出了以文本為中心的限制，突破了一元性規定，走向多元化的翻譯研究。辜正坤提出的”多元互補的翻譯標準”可以看成是解構主義語言學翻譯觀走向多元性研究的信號和標志。
而在21 世紀的今天，翻譯研究面臨著因解構主義而導致的窘境和建立翻譯學的任務。在解構主義階段，結構主義語言學翻譯觀的哲學基礎遭受到沖擊，人們失去了這種理性的依賴，而解構主義思潮又是一種非理性的思想，它是一種懷疑主義的理論，是沒有建構性的，只有破除性和消解性，因此又帶給我們另一個極端性的傾向，那就是解釋哲學的解構主義觀點又把主體的個人意志發揮到極致，以至于造成海亂c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解構主義并沒有給我們帶來新的真理理論，我們也沒有辦法利用這樣的理論來建立我們的翻譯學。但是很明顯解構不是目的，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種必要的過程，通過解構對原來舊的理性的破壞，希望能夠找到適合于建立翻譯學的新的理性觀念。
翻譯理論的研究重在解釋翻譯的性質、功能、雙語轉換機制、語言與思維的關系等，而且還借鑒語言學、文藝學、符號學、社會學、心理學、接受美學等學科的理論來解釋種種翻譯現象。這種理論研究通常是抽象的、宏觀的，但有助于我們加深對翻譯的認識，同時對翻譯技巧和翻譯方法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指導作用。例如它把翻譯過程抽象為讀碼、解碼、編碼的過程，它注意到翻譯中的語言以外的種種因素如文化因素、風格因素，它注意到翻譯主體的知識構成、心理機制等。又如，轉換生成語法研究加深了我們對語言層次的認識，對語言深層結構和表層結構及其關系的認識，有利于翻譯時的理解與表達，和對種種表達的選擇。話語語言學的研究成果則使我們對語篇有了新的認識，在翻譯中區分出分析單位和轉換單位。另外，對翻譯實質、翻譯轉換機制的理解研究還會對許多相關學科研究，比如對比語言學、語用學、語言分析、人工智能、哲學、思維科學等，有所促進和借鑒，對自動翻譯（機器翻譯）的研究更是大有禪益。不過我們以為，不可過高估計這種理論研究對具體翻譯實踐的指導意義。
對于英語專業本科學生來說，沒有受過系統的翻譯理論的教育，對翻譯理論的歷史及其研究范圍等缺乏宏觀、系統的把握，要以翻譯理論為議題寫出有相當深度的畢業論文難度是相當大的。
不過學生也可以就自己所學或者感興趣的某個翻譯理論，結合具體的譯文，做一定層面上的探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