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之所以应当通过制度保障个人自由，就在于自由是人性尊严及人格精神完整性和独立性的保证，也是一个人发展自我、创造价值可能性、实现人生理想的根本基础。自由是教育性的，它能够给予个体塑造自己的机会，提供认识自我、治理自我的机会和际遇，同时为个人提供条件，使他具有自我实现的动力和理想，因此自由是一种教化价值。 自由的核心是一个人既不受来自他人或制度等外在因素的任何强制、压迫，也不受无知、贪欲和蒙昧等主观因素的影响，而理性选择自己的生活计划，选择和决定自己生活行动的存在状态。 自由不是一个人不受任何限制地为所欲为，而是一个人不受任何强制压迫和自我蒙蔽的限制的有意义的行动。自由是一个人追求有意义生活的可行性能力，它表明自由是一生的所为，也是营造有意义生活行动的能力。 一个人在生活中免除了任何外在的任意强制，免除了压制、蒙昧和欺骗，避免了各种诱惑和宣传，这是消极自由。消除任意的压制和强制有益于人之自主人格的建立，有利于人之精神的健全发展。消极自由的价值在于它对人之自主性的保护，也就是对积极自由的保护。
每个人需要建立一个自我完善的机制，这个机制就是你的成长一反馈系统，就是将你成长一段时间的结果反馈到你的大脑中，包括正反馈和负反馈，来修正你今后的成长。正反馈就是使你的某一特性得到加强和激励。负反馈就是使你的某一特性得到减弱或消除，如受到惩罚、批评等。 所有的反馈都需要经过你的大脑进行深入分析，而不是机械地处理信息，要根据你的志向及对人生根本问题的深度认识对各种反馈进行筛选、分析不透或分析不当就会让你再次面临为物所役还是驾驭万物的十字路口。没有反馈，你将会成为孤立封闭的人，得不到完善的发展，有了反馈而不能恰当使用，也可以使你变得庸俗、市侩、圆滑，失去创造力，同流合污，失去应有的个性，同样难以成为健康的人，更不要说成就最好的自己。 陶行知曾说，“出世便是启蒙，进棺材才算毕业”，人的一生都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怀疑，探索发现，敢于坚持，执着追求，特立独行。没有自由的灵魂就没有真正的创造，要汲取世间万物的营养，才有可能发展成为最好的自己。 中国乃至人类教育的未来最终是由每个教育当事人能做出怎样明智的选择决定的。
做到万物为我所用而非所有，还需要建立起自己的内部评价体系，明了哲人所言“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内涵，让学习、工作和成长都变成自己的，而非为了别人。 做到万物为我所用就不要把知识放进大脑储藏，而是转化为自己的行动；放进大脑里多年以后依旧是个藏品，还会陈旧遗忘，而转化为行动就会产生新价值、还会不断更新。没有身体力行，知识就只是知识，并没有化成你自己的生命体验，也就没有真正为你所用。有点知识就立即在自己的生命中去施行，知识就变成了你的生命的一部分，就可以帮助自己，并帮助很多人。 无论你遇到千难万险，最重要的力量永远在你自己的身上，任何外在的炫目存在，都远不如你自己身上已有的力量重要。因为用你的力量和智慧可以巧妙组合外部的事物，形成适合你使用的力量。 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说：你必须自己开始。假如你自己不以积极的爱去深入生存，假如你不以自己的方式去为自己揭示生存的意义、那么对你来说，生存就将依然是没有意义的。 万物为我所用并不需要万物为我所有，在相当多的时候只需要共用、共享或分享、为而不有。如果你想万物为你所有，最终可能会转化为你为万物所累，甚至被万物压死，此时你依然不能健全成长。就如同土壤生长了禾苗，禾苗并不需要拥有土壤，而是禾苗生于土壤，终将归于土壤，人生原本也是来也赤裸裸，去也赤裸裸。因此只有在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之后，再确定你需要用什么，对于不需要用的就舍得放弃。
现实中，为物所役是常见的现象，有这样一则寓言：一位喜静的老人家很讨厌一群孩子在自己家门前嬉闹，他一开始劝他们走就是无效，后来他想了个办法，第一天说你们在这里玩很热闹，为了表示感谢每人给25美分。第二天孩子们再来时老人又给了每个孩子15美分。他解释说，自己没有收入，只能少给一些，孩子仍然兴高采烈。第三天老人只给了每个孩子5美分，孩子们勃然大怒，“一天才5美分，再也不会为你玩了！“这里的关键是孩子究竞是为谁玩，是“为自己快乐而玩”还是“为得到美分而玩”。 不少人习惯把自己的成长或工作与外部的物质联系起来，使自己的行为被外部因素所左右，甚至成为它的奴役，不少人的成长就是被自己的工资、奖金等各种各样的外部因素限制，以致位子决定脑袋，或嘴巴决定脑袋，限制、定型了自己的成长，或导致不能成长。 在万物中确立自己的主动地位成为能否利用万物的先决条件，可现实中不少人为了养家糊口，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被迫将外部评价当作参考坐标，就很容易偏离自己的内部期望，久而久之，你就忘记了自己，做什么都很在乎外部的评价，养成为物所役的习惯，并失去成长的快乐。
正常人的思维都受到他的基因控制，即便是极为杰出的人能够超越基因控制的思维也仅能占到他思维总量的5％左右，而那些思维能力有限或缺乏洞察力、理解力的人大多是因为他的思维能够超越基因控制的部分比别人更少，只能进行常规的有限直观思维。 在人的可以超越基因控制的那部分思维中，又有一部分受到他所生活的文化的控制。人们通常只记住那些他感兴趣的事情，甚至只能够看到他想看到的事物，或者只愿意理解他喜欢看到的事物，形成思维定式或成见、偏见、熟视无睹、见怪不怪，其实都是他的思维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文化的操纵，能够超脱出自己文化进行思维是极其困难的，这样的人又是极少的，扣除可超脱基因的思维中被文化所控制的部分，一个人的自由思维空间所剩无几。 所以，当一个人能够尽可能减少自己思维中的文化控制，尽可能扩大自己思维中超越基因控制的部分（十分有限)，就能更深刻地彻悟自己和人生。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地控制自己超越基因控制部分的思维，随时调节基因控制思维与非基因控制思维，调节大脑细胞白由地但又服从自己意愿地进行思维，他便达到了一种处理物我关系的最高的境界。
在法治社会，良知还包括人的法治观念。100多年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教科书》中就有《公民须知》一册，可谓是中国法治教育进课堂、进教材的开始，后来由于整个社会法治进程遭遇挫折，导致中国法治教育长期未得到深入有效实行，中国人的思维、习惯都和法治存在较大距离，人情高于法律，导致询私枉法、贪赃受贿、法律不公正现象较多。 人与其他动物的最本质性的差别就在于人性，人性又集中体现在灵性，教育需要保护并增长人的灵性，以便更好地去探求真理，提高生活品质，追求更多人共享的幸福。找到并拥有自己的灵魂才能不迷失人生方向。 一个人的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怎么处理好“物”与“我”的关系。“物”与“我”两分的人，为物所役的人都不是人本发展。万物为我所用是人本发展中物我的基本定位。 人类生命的诞生就是物质结构的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这种发展变化又导致了物我的不断觉醒，这种觉醒最终导致了物我分离，产生了人类的“生物我”。生物我的思维水平大大超过了原始的物我，有了人的生物本能。 从猿发展到人，可以直接操作的工具的出现是个重要的媒介，使人的神经细胞或大脑进一步发展，也增大了物我的距离，人的成长发展从而更多地依赖于后天的学习，大脑可在一定范围超越基因的控制进行思维，进入到“本我”的范围，有更为丰富的自我意识。
对国家和社会承担责任和义务，然而现实中太多的人不了解自己有哪些权利、哪些责任。简单将责任和义务等同于服从，甚至将服从等同于爱国，反而将独立思考的人当作不爱国的”卖国贼”。认为自己只用对自己的家庭和亲属关心，遇到问题采取情感为主、理性不足的双重标准，对非直接相关人所遇到的困难和遗受的苦难漠不关心。或者认为自己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于是就放弃本应承担的责任。 致良知是王阳明时代的追求，不少人只将它当作书斋的讨论，并不能切实履行，没有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善待自然、敬重生命。现代意义的良知还包括科学素养，主要是科学与理性思维，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品性。而现实中不少人过于依赖运气或身边的权势，不愿探求规律并一步步付出努力；缺乏冒险精神，不想经历风险寻求完善内心和改善自己生活的机会。还有不少人体面和尊敬的体验不足，不懂得如何为了个人和社会的福祉去进行富有成效的生活，“面子”重于“里子”的心理阻碍着人接受真理并尝试富有意义、有尊严的生活，没有勇气追求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缺少从错误中筛选正确事物的能力。
不只是纺一条线，也不是织一张网，更不是编“美德袋”，做“知识框”，更为重要的是要陶冶一颗健全的心灵。教育原本不仅是灌输知识，更在于涵养个性，确立志向，产生信仰，怀抱理想，生成自由思想。培养独立精神，增强合作意识，追求真理做真人；教育原本在于提升个人涵养，启发自觉性，焕发创造力，养成合格公民，而非仅仅为地位、职业、文凭、学位、报酬、奖励的兑换券；教育原本在于人的成长发展，是社会追求公正、公平、平等、自由、民主的手段，而非直接的政治原则、政绩筹码、经济指标，更非商业机构或行政机构的复制品和附属品。 信仰给予人终极的价值、终极的目标、终极的追求、终极的寄托、终极的关怀，人有了信仰才会真幸福，就有巨大的精神动力，具有普通人难以具有的心态和毅力去对待生活和人生。没有信仰就缺少自我约束，就没有精神支柱，就会在社会行为中意志行事，忽视道德和真理，忽视公平和正义，做人没底线。 长期以来，社会上乃至教育领域以功利的眼光忽视信仰教育，或以强迫的手段进行单一的信仰教育，造成绝大多数人自觉自主的信仰并未真正确立，用虚假的信仰作为获得晋升的入门券，导致说假话的风气流行，不诚实的品行生成。导致人的精神空虚，没有罪恶感，遇到矛盾分歧时，便显出人性中的残忍和冷漠，衍生出一系列社会问题。
当—个人在某一段时间丢失自己的成长之后，当然可以再次回归，前提是需要坚强的意志，需要彻悟，需要抵制得住名、利、权的诱惑，需要独立人格，需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用自己的脚跟站立，用自己的眼睛看清事实和方向，看到生命是一次历程，是一个整体，不能认为自己已经成长过了，现存该到结果子或摘果子的时候了；不能太过于在乎一时的得失，而店记了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言，如果人被迫只顾眼前的目标，他就没有时间去展望整个的生命。只有那些终身不放弃自已的成长的人，才有可能最充分地发挥他的天性，最充分地体现人本。 一个人成长为最好的自己就应有属于自己的灵魂，这样才能体现人的最高属性是完整的。现实社会中不少人恰恰处于丢心失魂的状态。不少人把教育之事看得重于教育之人，心灵被边缘化。“心不在焉”状态使教育蜕变为简单的训练，把天性禀赋的人训练成为失去人的灵性的一般动物，其发展的外在动力绑架内在动力，这成为影响人身心健全发展的关键性障碍。 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个层次：一是物质生活，解决人的生物性生长和安身立命问题，二是精神生活，解决人的智力发展和心理归属问题；二是灵魂生活，解决人的心灵寄托问题。由于生活的艰难。不少人用过多的精力去解决自己的购房和衣食问题、职业和饭碗问题，投入精神生活和灵魂生活的时间与精力过少，以致很多人不知道自己的心安在何处，灵魂如何安放。
丢失成长的另一种形式是总与别人相比而丢失有自己特点的成长，丢失与自己天赋相匹配的成长，原本自己的成长比较缓慢，却硬要和别人成长得一样快；自己成长的路径不同于其他人，却硬要跟在别人后面，或者是与别人挤在一起，或者是与别人赛跑、赌气，这样都可能丢失自己的成长。 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负责，一方面做事积极主动：另一方面做了错事不怪别人，自己承担责任。自己需要管理自己的行为、态度和情绪，不用别人说也会去做正确的事情，没有人在看与有人在看表现是一致的。 常见的诱使人丢失自己成长的诱因有：一是名，为名所囿。为了面子、诸如博士、教授、院士、典范、榜样、人才，优秀、杰出、著名之类的头衔都可能让一个人丢失自己的成长。二是利，为利所困。诸如各种酬劳、福利、奖励、工资、饭碗等，都可能成为限制一个人依据他的灭性成长的因素。众多的人在未获得稳定的工作和工资福利前是不断成长的，或许其成长的动力就是要端上铁饭碗，一旦他获得稳定的工作，有的甚至仅仅是考上了大学就丢失了自己的成长，这些人的成长时间只占他一生的四分之一，当然不可能充分。你的成长永远比拿多少钱重要，为利所困放弃成长显然得不偿失。三是权，为权所羁。有了一个权位。就一切围绕着保住权位、保住乌纱帽，向赋权者弯腰，位于决定脑子，从而丢失自己的成长。
